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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股论金配资中科院负责人刘西尧对此决策显得格外审慎

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１９６８年首先发难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

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６个月。直到１９７９年，爱因斯坦才被“平反”。

北京

1965年年末，爱因斯坦再次成为媒体批判的焦点，随后三年半，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时期。在如此极端的政治氛围中，有些人看到了通过抨击知名权威及其成就而名噪一时的机会。这种自发的个人攻击在中国演变成了一场有组织的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1967年年末，湖南醴陵的一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抵达北京，宣讲他的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这篇论文基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对物理学中的场论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起了挑战。

１９６８年２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物理学家们对周友华在讨论该科学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了谴责，但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倚仗这一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寻找同志，并推销其“新理论”。终于，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学习班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不过，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也积极参与了批判运动，虽然他可能并非学习班的正式成员。秦自称，他之所以参与批判相对论，是因为该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毛的女婿孔令华（１９３５－１９９９）。显然，孔令华与毛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孔令华，中将孔从洲之子，于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八一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相识，并于1959年8月喜结连理。在1956年至1962年期间，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担任教职。理工科出身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在1960年代频繁与毛泽东探讨相关议题。1963年，孔令华将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呈毛泽东，其中收录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进而引发了他对现代物理学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谈及相对论，毛泽东曾对孔令华言道：“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正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我们应当从这一高度去理解和评价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遵循毛泽东的教诲，孔令华与好友柳树滋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一批青年教师，他们“旨在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为相对真理的前提下，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寻求突破。”为此，孔令华不惜“夜以继日，辛勤耕耘了两三载”。

自学习班伊始，便将相对论定位为主要的批判焦点，故自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选取相对论作为攻击目标，其理由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于一群渴望彰显个性的学者而言，对相对论进行批判似乎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其次，批判者们旨在创立一种所谓的新无产阶级科学，为此他们必须否定一切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类理论的典范。再者，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构建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理论对其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马赫在1908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因此时常受到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指责。此类例子，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见识了许多。

《五一六通知》与《十六条》乃当时引领文化大革命进程的纲领性文件。循着这两份文件的指导原则，“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提出，“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存在的重大谬误，正是当前阻碍自然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因此，他们主张，“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对相对论进行批判，彻底革新相对论，唯有如此，自然科学方能继续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得以创立。否则，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将无法迈入新的阶段”。

“全面剖析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论调——论相对论基石——光速不变原理”。作者将批判相对论与抵制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资产阶级观点紧密结合，坚信唯有“将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论调剖析得淋漓尽致，才能在政治、思想、理论层面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地位，进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专政。”批判者们宣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正崛起于世界东方的辽阔地平线上。这将是有史以来首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展开的科学大革命。”

为推翻相对论，他们动用了诸多政治标签和借口。譬如，他们宣称相对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和诡辩术，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批判的核心之一便是对光速不变原理的质疑，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念的深刻体现。他们认为，恒定光速暗示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致”。他们断言，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在意识形态的荒谬论调之外，批判者还以光速不变原理“尚未得到实验的直接证实”为由来反驳相对论，然而这一论断同样是缺乏依据的。1905年，基于当时所有已知的实验事实，爱因斯坦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尽管在当时这仅是一个假设，但到了1965年，已有众多实验证据直接证实了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蓄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例如，该文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３７年的一次未发表过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批判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由于讲话中所批的“相对主义”在当时也译作“相对论”，和物理学上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写法完全一样，读者如果不仔细参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以为毛所批的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但是，任何对哲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是故意要混淆两个概念，以便利用当时在中国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权威。在该文的结尾，“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宣布了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1968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将此文呈递给了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随文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一份是“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汇报，另一份则由中科院革命委员会撰写。学习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无产阶级科学革命，构建我国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中科院革命委员会进而恳请中央批准并支持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作为典型试点，积累经验，以便未来在生物学、地质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推广此类批判活动。

自1968年中期至1969年中期，"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持续搜集并积累新材料，致力于撰写更多针对相对论的批判文章。在此期间，学习班的成员数量亦有所增长。然而，直至1969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才在党内高层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与支持。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紧紧抓住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明确提出要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深入开展斗争、批判与改革。

“相对论所立之根本前提，乃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其时空观念，实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唯我论；而其基本原理，尚未获得实验的充分验证……围绕相对论的争议，早已跨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始终贯穿着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面对这一局势，我们务必以毛泽东思想这一战无不胜的武器，深入剖析相对论的哲学错误，全面审视其物理内涵，将这场斗争推向胜利的终点！”

为反驳相对论中关于同时性相对性的观点，班中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甚至虚构出令人震惊的论据。此年轻物理学家将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与相对论的批判挂勾，声称若遵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的理论，即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在珍宝岛事件中，我们便无法客观地断定究竟是谁率先开枪。此论调不仅极具煽动性，还暗含了一种政治指控，暗示任何试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可能会被扣上卖国贼或苏修分子的帽子。然而，这种论调无法欺骗任何严谨的中国科学家，即便是对物理不甚了解的公众亦无法信服。例如，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气象系的竺可桢（1890-1974）在自学了一个月的物理经典著作后，便能指出那位批判者的观点中存在的概念谬误。竺可桢强调，由于苏联和中国均位于同一星球——地球，它们处于同一个参照系，因此无法从相对论中得出上述结论。相对论中的同时性相对性，仅与位于不同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相关，因此不能应用于中苏边界冲突。尽管如此，竺可桢等科学家的努力难以阻挡当时盛行的批判潮流。10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相对论批判》的修订版，并将其印发全国，意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针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大批判。

1969年秋季，这场批判运动因陈伯达的鼎力支持而得以迅猛发展。追溯至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委以重任，任命陈伯达担任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一职，该小组肩负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总指挥的重任。至1969年初，陈伯达在党内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排名已攀升至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

自１９６９年秋天起，陈伯达就密切关注着对相对论的批判。他对批判运动作过多次批示，派他的联络员常驻学习班，并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陈伯达的理论批判计划中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按照他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过，为什么陈伯达如此热衷于支持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呢？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动机。在政治上，陈伯达大概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可以在他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权力竞争中助其一臂之力。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竞争中输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批准了张、姚二人起草的报告，却将陈伯达的报告连看都没看就原样退回了。作为曾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和“笔杆子”，这次意外的失败对于陈伯达来说是一大羞辱。像陈伯达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必定会寻找一切机会卷土重来。中科院开展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似乎给了陈伯达这样一个机会，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陈伯达可能事先已得知上述毛与其女婿孔令华关于相对论的谈话，因而认为支持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一条取悦于毛泽东的捷径。其次，陈伯达是前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在文革期间仍对中科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由于“批判相对论学习班”隶属于中科院，故易于为陈所控制；而它发起的相对论批判，似乎也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如有斩获，陈伯达当可独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权力基础，以便与来自上海的竞争者相抗衡。

陈伯达热切地支持并推广对相对论的批判，这一立场亦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相连。自1966年起，他屡次公开发表观点，宣称：“人类文明起源于东方，而后转向西方；如今，经过一番轮回，文明已站在更高的起点上，重返东方”。1970年4月，陈伯达亲赴北京大学主持会议，鼓动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进行批判，并重申：“科学的发展曾自西向东，从欧美传入中国；未来，中国将引领科学前进，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推翻相对论。”显而易见，陈伯达渴望恢复中国在古代科技领域的辉煌地位。本质上，他试图复兴“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这一偏见过往长期被保守派思想家用作抵御西方思想的工具。然而，这一次，陈伯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推行他的文化民族主义。鉴于“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旨在推翻西方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霸权，并致力于“构建我国独立的理论体系”，陈伯达无疑认为这场批判正中其下怀。

在陈伯达的指引下，一篇题为《相对论批判》的文章，已被安排在1970年1月于《红旗》杂志与《中国科学》两份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上同期发表。然而，中科院负责人刘西尧对此决策显得格外审慎。他决定邀请一批知名科学家对文章进行审阅，因此，中科院于1969年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与会者包括“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周友华等知名人士。一批中国资深的科学翘楚，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与钱学森等，也应邀到场。鉴于周培源在早年对相对论研究颇具造诣，且于1930年代与爱因斯坦有过私人交往，陈伯达特地亲赴陕西汉中，将周培源请至北京。此外，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虽收到邀请，却出乎意料地婉拒出席，此举或许既凸显了他作为中国核武器领域专家的独特地位，亦彰显了他非凡的勇气。在会议中积极发言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

本次会议由当时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郝梦策主持。在郝代表与院革委会常委戴銮谟的开场致辞后，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率先发表见解。何专家对批判爱因斯坦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强调“批判爱因斯坦不应仅限于相对论”，实际上存在“四大问题”亟待批判。他提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质疑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应包括对“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部分否定观点的批判。他认为，在这四个方面中，统一场论的问题尤为显著。何专家指出，爱因斯坦未能完成统一场论与其不正确的世界观密切相关，他早年受到马赫主义的影响，晚年则信奉斯宾诺莎的唯理论。谈及爱因斯坦的政治表现，何专家特别指出，爱因斯坦曾致信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为其效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他还提到，“据周培源同志所述，爱因斯坦逝世时，周总理曾发电报表示哀悼。”在讨论《相对论批判》一文时，何专家对其中“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表示异议。他指出，“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实验与相对论预言相悖。”在引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用实践检验理论正确性的语录后，何专家认为，“称‘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是不妥的，只能说尚未直接证实，但已有间接证实。所谓证实，是指在特定精确度范围内的证实。”在随后的第二次发言中，何专家对批判文章中的诸多具体观点提出了批评。显而易见，他对批判爱因斯坦的基本方向表示认同，但对《相对论批判》一文中的许多具体内容持有不同意见。

何祚庥的发言中提及了他的名字，随即周培源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讲述爱因斯坦的一生及其成就时，周培源不无保留地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维护。他提及，爱因斯坦的生活颇为简朴；鉴于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他指出“犹太人在欧洲，如同黑人在美国，同样遭受着歧视，这或许是他民族主义情感浓厚的部分原因……”此外，周培源还提到，爱因斯坦对拉小提琴情有独钟，并认为这项技艺远超他的物理学造诣。这句看似随意的言论，对于懂得其中深意的人来说，却颇具深意。

周培源在阐述爱因斯坦与美国原子弹之间的关联时，特别强调了对此事应进行“阶级分析”。他指出，爱因斯坦之所以“主张制造原子弹”，乃是因为当时纳粹德国也在策划这一计划，而他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原子弹的制造工作。周培源还提及，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共同签署了一份反对制造氢弹的宣言，他认为这份宣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他也指出，宣言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而非“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周培源证实，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周恩来总理发去了唁电，并对爱因斯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此外，周总理还指示周培源撰写纪念文章，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然而，这篇文章是由周培源撰写了一半，另一半则由记者完成。

在周培源对《相对论批判》一文的评论中，尽管他并未直接发表批评意见，但开篇便以“很抱歉，……文章也没好好看”这句话，显露出他对该文的明显不赞同。文章在科学层面主要针对狭义相对论中的两大基石——相对性原理与光速不变原理——提出了质疑。周培源将大部分演讲时间投入于阐述这两大原理的演进历程，并着重强调：“这两条原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谈及同时性问题，周培源提出，在同一个惯性系内，同时性是明确无疑的；然而，对于处于相对运动的两个惯性系而言，“同时性虽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价值。”至于何祚庥倡议对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进行批判，周培源指出，“宇宙有限”这一模型主要与爱丁顿的推崇相关，而“这一观点早已被舍弃”。

无可讳言，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周培源在公开发言中对爱因斯坦的评论虽显出几分应付之姿。他曾直言“统一场论纯属谬误”，然而，亦不吝赞扬爱因斯坦在1930年代对“运动理论”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发言中，他亦以客观之姿，提及了广义相对论中诸多颇具争议的议题，诸如坐标的定义问题。这正是自1930年代起，周培源便开始深思却未能破解的难题。显而易见，他在这一问题上与爱因斯坦存在分歧，但并未在此次审查会上利用这些科学观点的差异，谋求政治上的私利。

在发表言论之际，周培源趁机提议中科院开展类似穆斯堡尔效应的实验，旨在对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进行验证。此举实则倡导恢复科学院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探索。在那时，科研工作遭受重创，基础科学的研究几乎被全面废止，周培源的建议显得尤为珍贵。

钱学森继周培源之后登台发言，他的言辞以当时流行的“套话”作为开场。他提及阅读了《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和修改稿，这些内容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启发与教育，他满怀激情地参与此次会议。随后，他提出了四点看法。首先，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众多青年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之后，积极活学活用主席思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其意义尤为重大。因此，他向相关人员表达了祝贺。其次，他强调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应全面而客观，认为此事必须慎重对待，因为爱因斯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钱学森还指出，对于爱因斯坦建议研制原子弹的建议，也应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当时海森堡在德国也在进行相关研究，我们必须抢在纳粹之前。此处，钱学森显然是在支持周培源的观点，并修正了他1965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此问题的立场。第三点，他主张将相对论本身与围绕其的种种纷争区分开来。钱学森举例说明，“即便是罗马教皇也曾经运用过相对论，……试图借助相对论为自己辩解，但这与相对论本身是有所区别的。”他认为文章在这方面的区分工作仍有待加强。第四点，他讨论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钱学森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智慧的巅峰，所有全面的经验都汇入毛泽东思想之中。”他警告说，在证明相对论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毛泽东思想，必须依靠这一思想。”最后，钱学森期望这篇批判文章能够更加深入，并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付出艰辛努力，以扩大现有的成果，并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

从文章的观点来看，实际上以太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也是可以测量的。因此，不仅在光学和电磁学领域存在优越的坐标，实际上在所有物理学领域都存在一个绝对坐标，即绝对的以太。因此，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便被称为“绝对运动”。显然，这并非“革命”或“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周友华在午后亦发表了见解，重申道：“对相对论的质疑至关重要，关乎于自然科学领域内，我们向资产阶级夺权、对其施行专政这一（重大）议题。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必须让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占据所有阵地。”他进而高呼，“务必将这项工作坚持至终。”

郝代表在主持会议时的总结陈词，或许最能揭示这场相对论批判运动的荒谬本质。他坦言：“我非专业人士，且出身于军旅，本无太多见解。然而，我怀有朴素的情感，觉得有必要对爱因斯坦进行批判。听说他享有盛誉，束缚了众多人的思想，于是产生了挑战他的想法。为何不能对他的理论进行质疑？我们不应受其思想所限制。再者，他在后三十年的无所作为，似乎否定了他早期的成就，因为他的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批判是必要的。我赞同大家的看法，批判应走群众路线，涉及面广，理应动员群众参与。物理所能否自主开展批判？不妨试试看，即便最终发现存在绝对真理也无妨！众人的视角各异，汇聚起来便是全面。大家共同参与，便能厘清爱因斯坦的理论问题。我们力争在接下来几个月内，能发表两三篇相关文章。”

郝代表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暗示《相对论批判》未能通过审查。的确，与会的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反对“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这篇文章，虽然很多人说得很含蓄，而且批评意见也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科学证据和论点。许多与会者表示，他们总的来说支持这场批判运动。有些人是真心这么想，但其他更多的人只是虚与委蛇，以免惹来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资深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赞同《相对论批判》一文，更不用说支持它的发表。该文章最终没能在《红旗》或《科学通报》上发表，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资深科学家的反对。在得知陈伯达计划将这篇《相对论批判》发表的消息之后，周培源在会后私下对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周培源显然非常担心，这场批判可能会使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他仍继续推动该批判运动。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亲自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强调，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审查和估计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陈伯达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因为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陈伯达进而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不过，由于陈伯达出人意料地倒台，批判大会并未举行。

在这次北大之行中，陈伯达再次召见了周培源。在陈伯达鼓吹了为何应彻底批判相对论后，周培源坚定地回答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到。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陈伯达并不懂相对论，但执意要批判它。４月８日，陈伯达再次指示刘西尧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他还下令创办一份特别刊物，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文章。按照陈伯达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以及刊物编辑部。这份刊物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物的名称用的是“讨论”而不是“批判”或“批评”，这可能与周培源一再的警告有关。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出版，共发表了６篇文章，其中来自北京的有４篇，来自上海的有２篇，北京和上海是当时批判运动的两个中心。《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写的《相对论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学习班以前的三份草稿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次要的更改。例如，文章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不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

来自北京的另一篇文章显得很特别，因为它与整个批判运动的基调明显不合。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此文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２３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坚实的实验基础。这篇文章的发表，清楚地显示了科学家中间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抵制。或许该刊物的名称《相对论问题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篇反对批判运动的文章会被选中发表：为了显示这是一场讨论而非单纯的批判，编辑必须发表双方的观点。不过，由于其它５篇文章均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选择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在这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中，来自上海的２篇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的批判调门是６篇文章中最高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运动达到高潮，这主要依赖陈伯达的支持。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垮台。不久，北京的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草草收场”了。据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批判转为研究甚至捍卫相对论。学习班里的中科院成员后来在物理研究所单独组成了一个研究室，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结果，这些物理学家能够做大多数其他中国科学家当时所不能做的事：专注于科研并探索前沿科学问题。事实上，有些物理学家决定加入“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就是因为在那里有可能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享受查阅科研文献的“特权”。此外，一些前学习班成员甚至在文革后期公开捍卫相对论，批驳荒谬的批判言论。这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员的态度转变，标志着中国批判运动的分化，使顽固的批判者们，特别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深为不满。他们将这些转变了态度的学习班成员视为“叛徒”。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在《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中所要看到的那样，一些“叛徒”仍继续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持批判态度。

上海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活动相较于北京起步较晚。1969年，张春桥与姚文元为了与陈伯达一较高下，便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势力，对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对论展开激烈的批判。尽管北京的批判活动在1970年底告一段落，但上海的批判行动却愈发激烈。自1972年起，上海的激进派别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发起的批判，其政治意图在于对周xx进行影射攻击，而此时周xx已成为他们争夺更高政治地位的主要障碍。加之周xx不久前对爱因斯坦的公开赞誉，使得上海批判运动的针对性更加明显。直至文革落幕，这一批判活动在沪上持续不断。

1969年7月，张春桥与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于上海复旦大学召集会议，号召物理系教师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展开批判。王知常指示复旦物理学家组建一个专门批判的写作团队。为吸引科学家加入，王知常许诺成员可免于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然而，复旦大学物理学家对参与批判的意愿并不强烈。例如，物理学家戴显熹曾在会议上质疑王知常，询问批判相对论的科学依据。尽管王知常未能给出合理的答复，但这并未阻止他与上海其他激进分子在复旦组建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该组主要由复旦物理系、哲学系、历史系教师及《文汇报》记者组成，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自1967年起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掌控。

自运动伊始，复旦大学内几位资深物理学家便对这场动机不纯的批判活动深感愤慨，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抵制措施。毋庸置疑，这些抵制举措充满风险。以周同庆教授（1907-1989）为例，即便面对上海激进派的强大压力，他仍旧坚决抵制了对爱因斯坦的指责。“上海理科批判组”的领导者们要求他与其他资深物理学家一同翻译批判材料，并沾沾自喜地称之为让这些科学家“自掘坟墓”的行为。然而，周同庆教授故意翻译了一些与批判无关的内容，因此遭到指控，被公然批斗，身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以及神秘主义的方法论。”文章还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爱因斯坦乃本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内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代表”，“若不将此类反动理论如相对论予以推翻，任何新科学、新技术都将无法建立”。《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1970年6月发表于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上，该期文章中，其批判的声调最为激昂。

北京的“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解散后，“上海理科批判组”也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１９７１年９月，党的唯一一位副主席、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反毛政变失败后乘飞机突然出逃，最后机毁人亡。林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党内外许多人由此对毛及其激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因此，该事件对给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健康状况也因此迅速恶化，党的日常工作则由周恩来主持。从１９７１年底开始，周恩来进行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科学和教育领域，这场斗争推动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工作。在此前动乱的５年中所执行的极左政策，已摧毁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对此深感忧虑的周恩来，早在１９７０年就提出，要“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１９７２年夏，旅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访华，于７月１日在北京与周总理会面，敦促他“考虑采取重视基础科学的政策”。两星期后，周恩来在会见一个由１２名美籍华裔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大多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时，宣布了杨振宁的建议。他指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９月５日，周恩来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理论物理学家萨拉姆（Abdus　Salam）。会后，周恩来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要特别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设计与制造。

周恩来曾亲自赞誉爱因斯坦，此举或许旨在消弭陈伯达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所遗留下来的影响，同时提升理论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在1971年11月，周恩来与意大利客人会面之际，他言辞中肯地表示：“犹太民族涌现了众多杰出人才，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便是其中两位。”翌年夏日，周恩来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周培源，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亦公开发声，明确表示反对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

遗憾的是，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未彻底根除相关思想和做法。相反，此举反而激化了极左派领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的愤怒。周恩来遭遇挫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他未能获得毛泽东的全力支持。至1972年底，这些激进势力已使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已逾越界限。毛泽东果断地终止了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行动，转而着手整顿所谓的“极右”，从而让激进派得以重振攻势。

自1972年年底起，这些激进的领导者便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对周进行攻击。在姚文元及其同伙看来，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批判，成为他们反击周致力于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有力手段。在1971至1972年间，尽管“上海理科批判组”并未对外发表任何文章，但其成员仍旧为姚文元和其他激进领导者准备了一份批判性的文件。在姚文元的直接指导下，该批判组在此期间对这份文件进行了多次修订。至1972年9月，姚文元终于批准了这份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件。在毛泽东制止了对周xx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后，“上海理科批判组”着手筹备发表一系列批判性文章。从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该组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拆分为探讨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四篇长文。遵照姚文元的指示，这四篇文章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发布，以学术的面纱掩饰其政治目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姚文元及其亲信未曾像陈伯达那样，试图在其掌控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他们的批判文章。

至1973年8月底，"四人帮"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党内的权力，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同年10月，《复旦学报》刊登了四篇批判文章中的首篇——《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上海理科批判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推翻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揭示时空相对性方面所起的革命性作用，另一方面却又指责他走得过于极端。于是，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性被曲解为相对主义，而根据列宁的理论，相对主义必然堕落为“唯心论的时空观”。颇具讽刺的是，该文的作者不久后又自相矛盾地宣称，鉴于空时间隔的不变性，相对论实则是一种“绝对论”。《上海理科批判组》还指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时空，认为“弯来弯去，最终总会形成一个有限且闭合的圈圈”，因此是“公然宣扬宇宙有限论”的。

“上海理科批判组”发表的其余三篇论文，其论点和逻辑框架与首篇批判文章如出一辙，对爱因斯坦的运动理论、物质观念和宇宙观进行了抨击。总体而言，该批判组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特定物理问题上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推动了人们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认识。然而，在他们的文章中，批判组着重指出：由于爱因斯坦未能掌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相对论仅使他滑向了相对主义，最终堕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潭。在四篇文章中，充斥着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哲学家的著作中摘录的断章取义之词。无一篇文章展现出连贯一致的论点或清晰严谨的逻辑架构，更无一篇文章提供了真正科学、历史或哲学层面的深入分析。除了对相对论及其历史发展的浅尝辄止，批判组频繁地滥用哲学标签，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诠释进行攻击。例如，批判组成员认为质能等价和四维能量-动量张量是唯能论的典型例证；他们指责爱因斯坦是马赫主义者，并声称他的统一场论思想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甚至嘲讽爱因斯坦未能成功建立统一场论，将其视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败笔”。

１９７５年，由于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激进分子再次退居守势。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和他在科大的４位同事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天体物理学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了科大的天体物理中心，霍金在１９８５年称赞该中心“达到了当时天文学和宇宙学研究的最新水平”。同年，方励之与其日本合作者佐藤文隆分享了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论文奖，这被认为是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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