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驸马”陆久之
张以晶
陆久之这个名字，知晓者寥寥。然而，他的声名实则显赫，他是蒋介石的女婿，更是已故夫人陈洁如的养女——蒋瑶光的配偶，因其与蒋委员长的联姻，被冠以“民国驸马”之称亦不为过。陆氏的其他头衔同样引人注目，如“共谍”、上海知名的报人、汤恩伯将军的少将参议等。然而，最为众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蒋介石女婿”这一显赫身份。
在那段1985年的时光里，我有幸在闸北区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与陆久之先生面对面交流。
陆久之
此次会议的级别相当之高，我并非与会者之一。彼时，我尚年近三十，刚刚跻身区政协委员行列不久。由于我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区政协的一些会议便委托我来负责拍照。接到区委统战部吴秉华老师的通知后，我携带了那台心爱的海鸥牌DF单反相机，提前抵达了浙江北路118号的区政协，并在底楼的小会议室中等待。
与会者人数稀少，仅约十数位。本次会议由民革区委主委、区政协副主席王治平先生[1]亲自主持。一番讨论后，方始了解，在座的每位都是民国时期享有盛名的报社主编或高级编辑。隐约记得，他们曾服务于《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民国时期的主流报刊。由于时光流逝，诸多与会者的名字和发言细节均已模糊，唯有陆久之先生的发言，其主要内容尚能依稀回想起。
本文作者、王治平（时任闸北区政协副主席）、吴秉华（闸北区委统战部干部），合影于1980年代之安徽凤阳。
陆久之，身材适中，外观给人以不到七十岁的错觉（直至最近方得知他生于1902年，彼时已届八十三高龄。），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嗓音洪亮，操着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虽无讲稿，却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便能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
陆氏并未公开其身为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亦未曾透露他曾在解放前为中共秘密工作的过往，这些信息都是我后来逐渐了解到的。解放初期，陆氏不幸因潘汉年案件受牵连，被判入狱长达十数年。幸得岳母陈洁如向中央提出申诉，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他得以获得假释，随后被聘请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即便如此，在参加座谈会时，他仍未完全恢复名誉，尚未得到彻底的平反。
在座谈会上，陆久之主要回顾了自己过往的新闻职业生涯，分享了担任《改造日报》主编的经历，以及上海解放前夕，与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相关的一些往事。当时，汤恩伯眼见解放军南下的攻势难以抵挡，便心生退意，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遂通过陆久之寻求沟通。然而，随着蒋介石亲临上海督战，局势发生了变化，导致陆久之的努力付诸东流。汤恩伯最终流亡台湾。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关于这段历史，另一种说法是陆久之受党派遣，试图策反汤恩伯，但最终未能如愿。这表明在当时的座谈会上，鉴于陆久之的秘密党员身份尚未得到确认，他确实承受着难以言说的苦楚。彼时，党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众多历史上的冤案得以昭雪，陆对未来的前景仍怀揣信心，满怀希望。他在结束发言时的一句感慨，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人生已过半，但我的生命将迎来第二次的绽放！”
三十年光阴荏苒，陆久之先生已于2008年离世。然而，他在当年座谈会上的那次发言，仅留下了一抹模糊的印象，而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依旧笼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近年来，随着他的历史资料逐渐浮出水面，其人生轮廓亦日渐鲜明，愈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陆久之（1902-2008），出身于湖南长沙的一户显赫官宦家庭。其幼年时期，便随父亲陆翰迁居至江苏常州。陆翰曾担任军阀孙传芳所辖五省联军执法处的处长一职。
陆久之在中学时代，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热衷于阅读《新青年》等进步的报刊，对纨绔子弟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十八岁时，他考入上海宝成纱厂，成为一名学徒工。之后，他又前往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深造。回到上海后，陆久之结识了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的学长、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蔡叔厚。蔡叔厚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迁善里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并诚挚地邀请陆久之加入该公司。
在陆久之任职绍敦电机公司的那段日子里，他时常观察到左派人士频繁造访。1927年，蔡叔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绍敦电机公司转变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叶剑英、李维汉、廖承志、夏衍等众多中共要员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自从参加上海中共地下联络机关的工作，陆久之直接参与掩护过陈赓、项英等中共高级干部。1926年，陆结识了周恩来，被安排到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担任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陆久之也向中共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对此周恩来说，“他若保持党外身份，将更能发挥其影响力。”自此，陆久之便以党外身份，默默耕耘于地下革命事业。
1929年6月，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佐野学在从苏联会议返回途中，途径上海。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陆久之负责确保佐野学在上海期间的人身安全。为此，陆久之将佐野学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了一个月，直至将他安全护送回日本。然而，陆久之的这一行动被国民党特务察觉，迫使他不得不紧急逃往日本。
在日本度过了八年的时光，陆久之起初在日本铁道学院求学，继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完成了学业，并遵照党组织部署，投身于第三国际东方情报站的工作。1936年，许世英受命担任驻日大使，鉴于许世英与陆久之父亲往日的交情，陆久之便被任命为大使馆专员。在此期间，他不仅持续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同时作为外交官，与日本海军的中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也成为日后他被视为汉奸的重要指控之一。
在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陆久之重返沦陷于日军之手的上海。凭借着与日本海军部的深厚联系，他巧妙地搜集着敌伪的情报。他以“海安信托公司”作为掩护，多次将急需的物资秘密运送至苏北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之际，陆久之，在日本人眼中成为显赫一时的“红人”，转瞬间又成为了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信赖之人。追溯往昔，陆久之在青年时期便与汤恩伯相识，二人年龄相仿，私交深厚。1922年，汤恩伯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然而他内心深处渴望投身军旅，学习军事。遗憾的是，陆军士官学校只招收官费生，除非有该校毕业生的推荐。汤恩伯得知陆久之的父亲陆翰在军界人脉广泛，便回国寻求陆久之的协助。陆久之将此事告知父亲陆翰，陆翰随即请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汤恩伯撰写了保荐信。汤恩伯携陈仪之信，顺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成归国后，他担任了陈仪第一师的少校参谋。由此可见，在汤恩伯人生的关键时刻，陆家父子确实为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汤恩伯也始终铭记这份深情厚谊。
陈仪
1945年9月，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抵达上海，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负责主持京（南京）沪地区的日军受降仪式。在九江饭店，陆久之与汤恩伯重逢，简短回顾了过往，汤恩伯随即邀请陆久之担任他的少将参议。陆久之向汤恩伯表示，自己虽对军事不甚熟悉，但在办报方面却颇有心得。鉴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尚有百万余战俘及日侨，他计划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创办一份日文报纸，旨在宣传中日友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汤恩伯对陆久之的建议表示赞同，并商定报纸名为《改造日报》。陆久之的这一创意，也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认可。
由陆久之一手创办并亲自掌舵的《改造日报》于1945年10月5日正式问世，其刊头题名由汤恩伯将军亲笔题写。该报一经发行，便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新闻界亦纷纷转载其报道与文章。中共地下党向陆久之传达了明确的办报方针：“应致力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捍卫世界和平，多发声；在宣传国内问题时，应遵循国共谈判的原则。”1946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对《改造日报》的总经理金学成表示：“《改造日报》意义重大，务必将其办得更好。”
《改造日报》创刊号
因而，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翦伯赞等众多左翼作家屡次为《改造日报》撰稿。然而，该报的“左”倾倾向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关注，批评之声此起彼伏。即便是在等待审判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和美国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也对这份报纸表达了不满。不久之后，《改造日报》不得不宣布停刊。尽管如此，陆久之在汤恩伯的庇护下，依旧安然无恙。
在1946年的圣诞节钟声敲响之际，陆久之与蒋介石的养女蒋瑶光喜结连理，从此成为蒋氏女婿。这桩佳话背后，竟与汤恩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促成者正是汤恩伯秘书长胡静如的贤内助。追溯蒋瑶光的身世，便不得不提及她的养母——蒋介石曾与她结为连理六载的陈洁如女士。
陈洁如，生于1906年，卒于1971年，原籍宁波镇海，家境为商。她自幼随父母迁居上海。12岁那年，她步入蔡元培先生所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开始了她的学生生涯。在此期间，她与巨商张静江的继室朱逸民及其几位千金结为挚友。同年，她在张宅偶遇蒋介石，蒋介石对陈洁如一见倾心，自此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起初，陈洁如的母亲吴氏对这门婚事持反对态度，但在蒋介石通过张静江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照下，承诺以明媒正娶的方式迎娶陈洁如，并保证她将成为自己唯一的合法妻子，最终赢得了陈母的认可。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张静江担任证婚人。当时，蒋介石年满34岁，而陈洁如年仅15岁。
蒋介石，陈洁如
1924年，黄埔军校在羊城广州拔地而起，蒋介石执掌校政，周恩来则担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恺则作为国民党的党代表。某日，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前往广州平民医院参观，途中邂逅了一位姓萧的华侨家庭产妇。这位产妇此前已有八位千金，此次第九胎仍诞下女婴，心生送人的念头。何香凝见此女童甚是可爱，便让人将她抱回家中。恰逢陈洁如来访，她对这小女婴一见钟情，怀抱之中不忍释手。何香凝深知陈洁如婚后未曾有子嗣，渴望有个孩子，于是便将女婴送给了她。蒋介石听闻此事后，亦感欣慰，特地为她取名“陪陪”，大名则为蒋瑶光。
1927年，陈洁如与蒋介石的关系宣告终结，同年，她远赴美国，并与蒋介石办理了离婚手续。自那以后，陈洁如终身未婚，将全部心力投入到深造之中。她在美留学逾五年，刻苦钻研英文，同时学习养蜂与园艺技艺。最终，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成功获得了硕士学位。
陈洁如
蒋瑶光（1923-2012）自幼便随外祖母吴氏生活，直至母亲陈洁如归国，方将她接至上海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居住，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蒋瑶光早年曾结过一次婚，配偶为韩国人，育有两子。然而，在抗战胜利前夕，这位实为日本间谍的丈夫却弃家逃离了我国。1946年，经人介绍，蒋瑶光与比自己年长20岁的陆久之喜结连理。
蒋瑶光
陆久之当时身处上海，凭借与汤恩伯的交情以及少将参议的身份，他几乎可以随意出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与汤司令会面。在解放上海的前夜，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副书记沙文汉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将策反汤恩伯的重任委托给了陆久之，并由蔡叔厚予以协助。
汤恩伯
陆久之在接受任务后，抓住与汤恩伯独处的机会，向他请教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他甚至直接向汤恩伯提出，对北平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看法。汤恩伯听后陷入沉思，在室内来回走了许久，最后感慨地说：“此事非同寻常，待日后再详细讨论。”
实则汤对陆久之的来龙去脉并非一无所知，然鉴于多年深厚的老友情谊，亦不便行任何对陆久之不利的举动。况且，汤恩伯亦在思量着为自己预留一条退路。
翌日，汤氏邀请陆共赴早餐之约。陆氏深知时局艰难，亟需汤氏早作决断。汤氏语重心长地言道：“上海曾历经日本人之手，我岂忍心将其毁于一旦，沦为民族罪人？我必将上海完整地归还于上海民众。”察觉到汤氏态度已有转变，陆氏亦决定把握最后时机，向其坦白心迹。
然而，随着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局势突然逆转。蒋介石父子亲临上海，亲自指挥战事。陆久之试图再次踏入警备司令部，却发现四周密布着暗哨和便衣。汤恩伯对陆久之表示，你切勿再来司令部见我，否则你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策反活动自此彻底终止。在蒋氏父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汤恩伯不敢再有丝毫逾矩之念。上海战役的失利之后，他随同蒋介石父子逃亡至台湾。
陆久之，一位曾为解放上海作出卓越贡献的地下工作者，却因背景错综复杂，加之非党身份，于1955年不幸卷入潘汉年案件，遭逮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5年。彼时，担任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的陈洁如，不辞辛劳，亲赴北京，向周总理这位老相识为陆久之的女婿求情。在周总理的关照与干预下，陆久之得以提前获释，并于1965年受聘担任上海文史馆的馆员。
陆久之
1971年，陈洁如女士在香港安详离世，蒋瑶光女士在得到批准后，匆匆赴港参加丧事，却未能如期返回。
蒋瑶光
陆久之在文革的风暴中，于上海遭受重创，被迫流离失所，沦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独长者。直至1983年，得益于中央统战部的关怀，他终于洗清了冤屈。同年，陆久之得以获准前往香港探望亲人，与蒋瑶光重聚，并入住于蒋经国特意为“上海姆妈”购置的豪华住宅。
蒋瑶光，陆久之
蒋瑶光力邀陆久之在香港定居，期间更有台湾的游说者试图劝说他赴台，然而，陆久之均予以坚决拒绝。他坚信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于是毫不犹豫地返回上海。凭借其在国内外的广泛社会联系，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即便年届八十一岁，陆久之依然努力兑现“人生第二次曝光”的承诺。
陆久之
1996年，中共上海市委正式作出决定，确认陆久之同志的革命生涯全面属实，将其参革命的时间追溯至1926年。经中央组织部审批，陆久之同志得以享受单项副市长级离休干部的相关待遇。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先生在上海的居所安详离世，享年106载。
王治平
[1]王治平（1918-2010），上海浦东三林塘的乡贤，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学，其后毕业于西南联大。1944年，他进入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成为第一期学员，并曾在蒋经国身边服务。抗战胜利之后，他被任命为上海闸北区的区长。1948年8月，王治平在闸北着手筹办清华中学，并担任名誉校长。在解放上海的前夜，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王治平转变为国民党起义分子，为上海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在肃反运动中，王治平不幸蒙受冤屈，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25个春秋。文革结束后，他得以平反昭雪，并被聘请为上海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王治平还曾担任民革闸北区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区政协的副主席。
蔡叔厚
[2]蔡叔厚（1898-1971），天津出生。1916年，蔡叔厚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1年，他获得了官费留学资格，前往日本电机专门学校深造，专攻电机专业。继而又考取了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致力于高压电器设计与制造的研究。1924年，蔡叔厚归国。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2年间，他在中共中央特科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供职，以商人身份在白色恐怖区巧妙周旋于国民政府高官及社会名流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以及上海市机电一局副局长。文革期间，蔡叔厚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被囚禁于秦城监狱，1971年含冤离世。文革结束后，蔡叔厚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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